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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1年實施“五大興市戰略”以來,成都經濟總量及活力均快速增長。突出問題導向,堅持“問題倒逼改革”的邏輯,是成都決策層創新謀劃成都發展的鮮明特點,也成了成都市城市治理思維轉變的端始。
  倘若以最終實現現代化和充分國際化構成的新坐標系解答要建設什麼樣的成都,那麼這次經過完善和提升後的“交通先行”“產業升級”“立城優城”“統籌城鄉”“全域開放”“五大興市戰略”則回答瞭如何建設這樣的成都。
  媒眼看成都
  繼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後,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再次向來自全國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系統闡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現代政治的核心理念。
  在政情觀察者看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兩個“現代化”的提出,意味著中共執政理念由“管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清晰轉型。對地方的主要施政者,中共高層更看重具體落實和執政智慧。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版圖裡,成都向來是改革熱點地區之一。自2011年實施“五大興市戰略”以來,成都經濟總量及活力均快速增長。突出問題導向,堅持“問題倒逼改革”的邏輯,是成都決策層創新謀劃成都發展的鮮明特點,也成了成都市城市治理思維轉變的端始。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的核心是要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成都試圖將這一關係處理滲透在經濟運動的每一個環節中,而政府作為著力點在於,如何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更好起作用,這體現在“五大興市戰略”的決策及實施中,也體現在一個西部中心城市向外向型和國際化城市轉型的努力上。
  構建新坐標系
  倘若以最終實現現代化和充分國際化構成的新坐標系解答要建設什麼樣的成都,那麼經過完善和提升後的“五大興市戰略”則回答瞭如何建設這樣的成都。
  2014年2月24日至25日,中共成都市委舉行十二屆三次全會,在明確了深入實施“改革創新、轉型升級”總體戰略之後,首先將此前提出的“五大興市戰略”進行了完善和提升,把“產業倍增”戰略完善為“產業升級”戰略,把“三圈一體”戰略調整為“統籌城鄉”戰略,並對“五大興市戰略”的內涵進行豐富充實。
  最新的調整透露出成都全面深化改革的明確信號。2013年成都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9108.9億元,比上年增長10.2%,是全國為數不多的增長達2位數的副省級城市。但成都更希望探尋經濟成功的密碼。成都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徐剛說,“五大興市戰略”是成都逆勢成長的動力源。
  “五大興市戰略”形成的時間是2011年底。彼時,在新的發展格局下,成都需要定位新的坐標系。中共成都市委書記黃新初當時剛剛履新,他沒有急於對成都的發展提出意見,而是在上任的第三天主持召開了“新形勢下的成都市情再認識”課題調研任務安排專題會。
  很快,市情再認識的12個調研課題彙總,“成都需要新定位”的共識得到了統一。隨後,成都確立了以“具有全球比較優勢、全國速度優勢、西部高端優勢的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為未來成都的發展定位。
  徐剛認為,倘若以最終實現現代化和充分國際化構成的新坐標系解答要建設什麼樣的成都,那麼這次經過完善和提升後的“交通先行”“產業升級”“立城優城”“統籌城鄉”“全域開放”“五大興市戰略”則回答瞭如何建設這樣的成都。
  交通先行的邏輯
  “未來成都的交通圖景是形成領先西部、通達全國、聯接世界的交通優勢。”
  “交通先行”之所以被置於“五大興市戰略”之首,從宏觀層面講是為構建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的傳輸系統,同時也是現代化和國際化的重要標誌。
  要形成高密度的經濟聯繫,必須先建立高密度的交通聯繫。在成都的構想中,交通戰略亦有內外之分,對外的省際交通將把成都建設成全國第四大航空樞紐、第五大鐵路樞紐、西部高速公路樞紐;對內的市域交通則以軌道和快速路構成的交通網為主;而國際交通則以航空和鐵路為主。
  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長閻星的理解是,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不完善,參與高端產業轉移困難重重,“產業升級”無從談起;“立城優城”亦受制約,城市化進程必然遇阻;城市發展的圈層是有了,但難以形成融合;此外,物流、客流不暢,“全域開放”的調門再高,吸納的資源亦有限。
  “交通被置於優先發展地位,其他四項戰略亦在跟進。四項戰略發力,交通自然有更大的發展。”成都市交委主任胡慶漢認為,這也是“交通先行”戰略的逆向邏輯。
  目前,成都新機場已報批,區(市)縣軌道交通已做好規劃。這意味著“交通先行”戰略已做好匹配現代化、國際化的準備。 “未來成都的交通圖景是形成領先西部、通達全國、聯接世界的交通優勢。”徐剛認為,眼下最重要的是打造西部重要交通樞紐,並做好市域交通路網的建設。
  改革的“智慧”
  成都堅持用民主和法治方式處理社會矛盾、理順社會關係、規範社會架構,擴大公民有序參與城市治理。
  隨著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中不斷涌現新情況、新問題,考驗著城市管理者的決策水平和應對能力。
  “五大興市戰略”中“立城優城”戰略關係到成都發展和民生,“天府新區”與“北城改造”工程構成的“立”與“優”同時出現,對規劃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天府新區”的規劃建設更多的是對行政管理體制、財稅、投融資體制以及戶籍、土地制度等提出要求,成都依次進行了配套改革,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破解了難題。
  “北改”工程則對政府執政能力發出了挑戰。面對錯綜複雜的產權關係,訴求不一的城市居民利益,類似於“村民議事會”的“居民自改委員會”創新性地應用到了曹家巷拆遷中。效果好於預期,至今沒出現一起惡性涉訪涉訴事件。
  經濟面則更強調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這在“三圈一體”戰略的實施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根據每個圈層的優勢規劃好產業主體後,我們並沒有過多干預每個圈層中的區縣必須做什麼,產業和資本流動交給了市場。”成都市發改委體改處處長王旭表示。
  著眼於“治理轉型”,成都堅持用民主和法治方式處理社會矛盾、理順社會關係、規範社會架構,擴大公民有序參與城市治理。
  截至2013年12月,成都多次大規模調整、清理或取消行政審批事項,行政許可項目減幅達91%;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減幅達81%,成為全國同類大城市中保留行政審批數量最少的城市之一。
  國際化路徑選擇
  截至目前,世界500強企業已有252家落戶成都,這在中國副省級城市中鳳毛麟角。
  “全域開放”戰略中的對外開放,實際上是成都從偏安一隅到謀求國際化城市定位的跨越。具有一定經濟影響力的國際區域性交通通信樞紐城市的定位,意味著成都對國際化充滿信心,主動參與國際產業分工配套,謀求更大話語權。
  “全域開放”戰略實施後,成都的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航空國際航線已開通71條,成都正在成為歐洲、中東及東北亞地區的航空中轉樞紐,以及面向東南亞的國際航空門戶樞紐。2012年,英國《經濟學人》智庫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全球最具競爭力城市中成都位居中國中西部城市第一。成都一躍成為國際資本流入的投資窪地,截至目前,世界500強企業已有252家落戶成都,這在中國副省級城市中鳳毛麟角。
  “成都在市場潛力、人力資源、後發優勢三方面有明顯的優勢。”閻星分析稱,成都與重慶、西安、昆明、貴陽等位於西部的直轄市、副省級城市、省會城市相距半徑500公里左右,具有經濟學意義上的最佳輻射半徑,是跨國企業進入中國內陸的最佳戰略選擇。成都的高端人力資源和創新要素在中西部排第一,為成都的國際化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有刪節)  (原標題:成都新局:治理現代化的城市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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